作者 鐵血正義888
有製造謊言的人，必定有相信謊言的人，這也是鐵律。相信謊言的人，並非一定認為謊言是真的，而是願意謊言是真的。所以許多「明察秋毫」的人會對一些只要略動腦子，稍加考察就可以揭穿的妄誕不經之談深信不疑。人們藉著一些「事實」發自己的議論，表現著自己的深邃睿智、悲天憫人，仁慈正義的品格，體驗著居高臨下，審判歷史，臧否人物的快感。歷史上風雲叱咤的人物，在口中筆下乖乖的聽任擺佈，被戴上定性的帽子，畫上小丑的油彩，這樣的快感，是賽過喝酒吸煙，可以讓一些人暫時忘卻現實中的壓抑猥瑣，感到興奮顫慄、毛孔擴張、渾身舒暢的，所以興致勃勃、唾沫橫飛，不覺厭倦，樂此不疲。如果這時候有人告訴他們，他們藉以發議論的事實是假的，站不住腳，是謊言，這就煞風景，掃興了，讓他們覺得不快，甚至惱羞成怒。他們寧願忘卻對謊言的揭穿，繼續躺在謊言上面，發著他們的議論。 我覺得在所謂朱元璋文字獄的問題上，就可能是這樣的情形。 滿清製造的文字獄，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事實清楚，有他們自己的檔案做證，延續一百四十多年，奴才們的奏摺，皇帝的批示，各各顯露著諂媚的凶虐，恣肆的殘暴，還隱約以這樣的凶虐殘暴作為功績而驕傲。朱元璋製造文字獄，卻不一樣，疑點太大，沒有可靠的證據，但似乎成為了定論，流傳廣，相信者多，其中不乏知名學者如吳晗顧頡剛之類。還每每有人以此作為藉口，明清合論，甚至用來開脫滿清文字獄的殘暴罪行。 我一直對所謂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說法感到懷疑，但苦於知識匱乏，無力透徹反駁。但後來看到一篇王春瑜寫的文章《功夫文章學子書》，是介紹研究明史的美籍華人學者陳學霖，才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原來早就有人進行了這方面的考證。 王春瑜說「 學霖先生的這些研究成果，對明史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海內外有相當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響巨大的吳晗《朱元璋傳》，述及明初文字獄，都依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等資料。說朱元璋炮製「表箋之禍」，……並由此而給朱元璋下結論：『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 學霖先生對此未敢輕信。…… 經學霖先生考證，徐一夔壽終八秩，何嘗死於明太祖刀下？來復涉嫌與胡惟庸同黨而死，亦與文字獄無關。如此等等，所舉證據，均確鑿、過硬，堪稱鐵板釘釘，有力地廓清了明初史研究中的幾重霧。 」 陳學霖考證的詳細內容是什麼呢？我在圖書館裡查到了他的兩篇文章，一篇是收錄在陳學霖著的《史林漫識》一書中的《徐一夔刑死辯誣兼論洪武文字獄案》，另一篇是收錄在台灣1981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第一冊裡面的《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 下面我就把陳學霖的考證的基本內容介紹一下（另外還有王春瑜在《明初二高僧史蹟考析》中的考證），然後在此基礎上，說一些我的看法，主要是分析一些下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謠言，產生的原因的是什麼，被大肆散播，以至深入人心的原因又是什麼？ 陳學霖以及王春瑜考證，在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說法涉及的人物當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蹟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謂的文字獄沒有關係。他們是徐一夔、釋來復（字見心），蔣清高，守仁，德祥。 比如徐一夔，滿清乾隆年間的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說：「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雉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為文播天下 」 陳學霖說「《札記》引文是否采自原本，抑誤抄《翦勝野聞》，未易斷定。無論其出處為何，此故事自趙翼傳錄以後，後代學者多予援引。而徐一夔觸犯文字獄忌諱遭斬之說遂不脛而走，人多以為真實矣」 事實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緒年間就已經有人考證徐一夔死於建文二年，年齡八十多歲，當然就不可能死於什麼文字獄。《始豐稿》跋說「……考陳氏善萬曆《杭府志。職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會當『革除』，實建文二年（1400），教授為蔣良輔，……約計先生壽終當及八秩矣。世因《翦勝野聞》稱表文忤旨收捕斬之之誣。幾疑不克令終於官，豈非大謬哉」 陳學霖則進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來證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以後。徐一夔寫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廣房縣知縣齊公墓誌銘》中說齊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這個齊公生於1267年，死於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當然不可能死在齊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於建文元年之後。再加上一個證據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記載，徐一夔擔任杭府教授，從洪武六年到建文二年，所以「徐氏至建初卒殆無疑問。《翦勝野聞》之荒誕不攻自破。」 關於釋來復，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還是引用《閒中今古錄》說僧來復（見心）的詩句中「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 事實又如何呢？早在明末清初錢謙益就已經加以辯正過了「野史載見心《應制詩》有『殊域』字樣，觸上怒，賜死，遂立化於階下。
田汝成《西湖志余》則云逮其師欣笑隱，旋釋之」「見心《應制詩》載在《皇明雅頌》，初無觸怒事，而笑隱為全室之師，入滅於至正四年。俗語流傳，可為一笑也」 來復（也就是見心）真正的死因是牽連在胡惟庸黨案內，明朝的釋明河寫的《補續高僧傳》中卷二五說「……時山西太原捕得胡黨僧智聰，供稱胡惟庸謀舉事時，隨*季潭、復見心等往來胡府。二公於是得罪」。在釋元賢《繼燈錄》卷五中說「二十四年，山西捕獲胡黨，舉師等往來胡府，坐罪入滅」 再看蔣清高，還是《閒中今古錄》，說他「系元末遺儒，國初任本縣教諭，以表箋誤注被斬於京師」，按《閒中今古錄》作者黃溥的說法表箋禍始於洪武十七年之後，而按照像山縣誌錄的《蔣氏譜》的記載蔣清高「生於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於洪武九年（1376）官任，並無罹表箋禍被斬」。 接下來是王春瑜考證的明初二高僧守仁和德祥的事蹟，按照郎瑛《七修類稿》中的記載，守仁因為《題翡翠》一詩，德祥《夏日西園》一詩，「被太祖罪之，不善終」。而事實上，守仁根本沒有做過《題翡翠》，「是好事者，附會到守仁名下」，「守仁佛教事業上，與朱元璋合作得很不錯，彼此關係融洽，最後『示寂於寺』，善終天年，所謂不善終云云，實屬無稽之談」。至於德祥，和所謂的不善終，更是沾不上邊，他「一直活到永樂中，有題倪云林，周履道書畫云：『東海東吳兩故人，別來二十四番春。』又有為王駙馬賦清真軒詩，有和御製賜赤腳僧詩」，他在永樂中「談笑而逝」，「郎瑛說他因《夏日西園》詩被朱元璋『罪之而不善終』是無稽之談」
以上都是一些可以考證清楚的和牽涉到所謂文字獄中的人物事蹟，還有許多是無從考證的，如趙翼《札記》根據的《朝野異聞錄》中的記載，《朝野異聞錄》記載又多半出自梁億的《傳信錄》，裡面說「洪武間凡三司、府、衛、州、縣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為之，當時以聲音字樣可疑而被誅者甚多……」，然後舉了大量的例子，比如什麼因為「天性生知」，因為「睿性生知」，因為「作則垂憲」，因為「垂子孫而做則」，因為「體乾法坤」，因為「藻飾太平」等等語句被誅，據說是因為「生」音同「僧」，「則」音近似「賊」，等等，所以觸犯了朱元璋的避諱，從而被誅。 事實真相又如何呢？從這些記載本身來看，所提供的十幾個例子，既沒有具體的年月，也沒有具體的細節，更沒有提供可以用來查證的材料。所以似乎只能「姑而言之，姑而聽之」。更可笑的是不同的書籍，往往把同樣的一個事件，按在不同的人身上，甲說的變成乙說的，乙說的變成丁說的。 陳學霖教授對這些記載提出了幾個明顯的疑點： 首先根據這些大肆渲染所謂朱元璋文字獄的野史所說「表箋禍始於洪武十七年之後」，也就是說明太祖在那以後開始留意天下所進的表箋，因此文字獄大興。「意謂此時之前，太祖不甚注意諸司奏章，亦不曉儒臣所進表箋有譏訕之意」。然而根據歷史事實，這種說法根本不能成立，事實上，「太祖在登基以後，即親理政事，勤勞不懈，天下奏章，多親自閱覽批答，有『一日數百件』之說」。也就是即便真有所謂的文字獄，那也絕不可能是直到洪武十七年之後才開始，應該是從洪武初年就有的。 其次，從這些所謂的文字獄的模式來看，幾乎完全是同一個類型，因為「生」諧音「僧」，「則」諧音「賊」，光是這兩個簡單雷同的諧音就佔據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導致了一個很奇怪的情況，要麼，是這些所謂的文字獄中的當事者同時約好似的使用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沒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後的同一年用這些字，然後就導致了所謂的文字獄，但這顯然不符合情理；要麼這些案例是有先後的，而且從記載來看，也確實並非是同一個時期，但這又導致一個奇怪的問題，「如此何以既有極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說是因為捉摸不定，才先後觸網，但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案件的模式實在雷同的近於小學生做練習一樣，「生」諧音「僧」，前面有人因為用了「生」倒霉，那後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麼會至少五六個案子雷同的都是這樣？ 再次，根據這些野史的記載，因為這些文字獄，所以「禮臣大懼，因上請曰：『愚懵不知忌諱，乞降表式，永為遵守。』帝因自為王傳佈天下」，似乎禮臣為了避免文字獄的發生，避免再有人觸犯文字忌諱，就讓朱元璋制定表箋格式，讓人們遵守。但事實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朱元璋確實制定過表箋格式，但是和所謂的文字獄卻是半點關係都扯不上，而是為了遏止文辭華麗，但內容空洞繁冗的文風。 根據陳學霖教授的考證，朱元璋頒佈「表箋成式」一共有五次。 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為看見上書賀表裡「多用四六駢偶，文華而辭蔽，有害直言」，於是就從唐宋名家的表箋，裡挑了柳宗元和韓愈的兩篇作為範例，「頒佈天下以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陳，寫了一萬多字，說的事情卻只有四件，「文繁詞冗」，浪費時間，於是就制定《奏對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個序言，然後「頒示天下諸司」 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覺得「官府文移案牘繁冗」，不是多年經驗的老吏不能通曉，可能導致「佞人藉機玩法，殃及百姓」，於是命令「廷臣減去繁文，奏定成式」，讓「諸司有所遵守」
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箋不能用四六文辭，「務求典雅簡明」，「所有名諱皆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除了兇殘字樣以外，沒有其他應避忌諱」。 最後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認為表箋裡，「仍多務奇巧，文體駢儷，有傷辭意」，於是讓劉三吾等人「撰表箋成式，頒於天下有司」 很顯然，朱元璋頒佈「表箋成式」，完全是為了提高辦公效率，改革不切實際的文風，和所謂的文字獄避諱風馬牛不相及。 根據上面的事實，陳學霖教授說」野史謂禮臣恐懼觸犯文字忌諱，懇帝頒定表箋成式以為遵守乃無稽之談，事實並非如此也」。 最後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野史說因為「生」諧音「僧」，「則」諧音「賊」，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導致文字獄。這一點恰恰是相當荒謬的，因為事實是朱元璋從來就沒有隱諱過自己的出身，甚至相當坦然，毫無隱瞞毫無諱飾的把自己的出身公佈於天下。 大明皇陵碑現在還在鳳陽明皇陵內，碑上原原本本記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慘經歷。摘錄開頭部分 「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謹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興建皇堂。 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飭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 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 其辭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廓，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裡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 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並路，哀動遙蒼。汪氏老母，為我籌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兩月，寺主封倉，眾各為計，云水飄飈，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而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俠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 顯然，朱元璋對自己的貧賤出身，沒有絲毫諱飾，對當過和尚的經歷，也沒有絲毫隱瞞，「空門禮佛，出入僧房」。而且刻在石碑上，廣佈天下，流傳後世。陳學霖還舉出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筆》詩文作為證明，現存的《明太祖御筆》中就有三首言僧談禪。說因為朱元璋對自己出身忌諱，怕別人言及，而製造文字獄，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邏輯。他自己都能這麼坦然的去說，還怕別人影射嗎？ 有的人會說，雖然朱元璋自己可以坦然談及自己的出身，但不等於他可以容許別人來談。就比如一個人自己可以謙虛的說，自己很笨，或者很窮，但如果別人當面來嘲笑他說他是笨蛋或者窮鬼，他肯定是會生氣的。這樣的說法乍聽起來是有道理的，但稍加推敲，便知道謬誤。的確自己說，和別人說不一樣，但現在的問題是根本不存在什麼當面嘲笑或挖苦的事情，而是因為諧音產生的事端。一個能夠相當坦然的把自己某方面公佈出來的人，決不會動輒疑神疑鬼認為別人影射自己的這方面的缺陷。就比如一個能夠坦然說自己笨的人，會因為別人讚揚他說「你奔跑的很快」，而認為「奔」和「笨」諧音，認為別人是嘲笑自己笨，從而勃然大怒嗎？這顯然不符合基本的心理規律！如果因為這樣的諧音去責怪別人，那不是等於去承認和強調這是自己的缺陷，是羞恥，而且這個缺陷和羞恥非常非常大，所以連諧音都受不了，原本是要避諱和掩飾結果反而是用最尷尬最難堪的方式去強調和宣傳。確實，世界上是有心理這麼敏感和脆弱的人，但凡是具有這樣心理的人，都必然拚命掩蓋粉飾這個可能被別人詬病的方面，絕對不會有勇氣自己先去坦然承認公佈的。從朱元璋對自己出身的坦然來看，說他會因為諧音而製造文字獄顯然是說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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